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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是文化认同的表达

作者:曾峥   发布时间:2012-05-14 07:25:08   浏览次数:6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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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问祖是文化认同的表达

    近年来出现了新一轮家谱热,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又怎样解读家谱的人文意义?带著这些问题,晶报记者採访了中山大学歷史系主任刘志伟教授。

    修家谱很普遍

    晶报:《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将在年底完成。全球存世的中国家谱种数在四万七千种以上您是长期从事广东地区歷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请谈谈编辑中国家谱这一现象和社会意义。

    刘志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广东的很多乡村里,编修族谱都是很普遍的事情。村民中也有受过一点教育的人,有的是中学教师,也有的是基层干部,他们对身边的人、居住的村落,总有自己的感情和兴趣。我们的社会总是需要对自己的先人、乡史、村志记录下来的文本,对后代来说也是需要的。对这个行為本身、对这种情感,我认為是值得尊重的。

    现在有关机构把家谱的资料目录整理出来,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实际情形是,每天都会產生新的族谱。

    晶报:人们说的“家谱”、“族谱”,以及“谱牒”,这些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吗?

    刘志伟:大体是同一个意思。“谱”是指世代相传的内容,是一种家族的秩序。“牒”是指存在的物质形态,可以是记录在木板、石头、纸上面的字,也可以是书籍、信件的形态。

    我想,在这四万七千种族谱中,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形态都有。在我去过的乡村里面,就看见有的村民家里,从孙子到爷爷几代人的关系写在一张纸上,用镜框装起来掛在墙上;在北方,也会看到一些墓碑的背面刻有家族几代人的关系表,这算是最简单的。当然,也有製作复杂和非常漂亮的家谱,光数量上就是一大摞,在装帧上也是我们说的精装本,这里面记载有宗族世代的关系,有的还写有整个村子的故事。

    家谱应理性对待

    晶报:现在《中国家谱总目》从数量上号称是作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详细资料,您怎麼看?

    刘志伟:海外华人确实可以通过族谱找到祖先。十九世纪以后,广东人中很多到达美洲、澳洲、非洲等地。比如在美国洛杉磯的华人,可能已经是三五代或是七八代了,朦朦朧朧中就只剩下一个姓氏。如果有一天,他想到自己的祖先,就可以通过族谱寻找。但这个问题事实上存在两个假设:即假设所有的人都是有族谱的,另一个假设是所有人在族谱里有记录。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中,能够拥有谱牒的是贵族和官僚阶层,是贵族阶级正式留下来的歷史。像《史记》,就是帝王的家谱。我们现在看到的家谱,都是明代以后的,最早的家谱只能追溯到宋代。到了现代史学里面,家谱成為歷史研究中的文献资料。据我的研究,广东的族谱是比较多的。因為要编家谱的话,除了家族中有识字的,还需要有人来编辑,有的家谱是一百年之后重编的。事实上,单从家谱中能找到祖先的也不多。

    换句话说,家谱不可能是全记录。比如在十九世纪,村子里的人生了小孩,有的可能会到村里的祠堂登记下来,但也是必须依靠有记录、编族谱的人才能实现。

    晶报:也就是说家谱的记录也不一定全面和完全真实?

    刘志伟:是的。另外,在某些场合下,寻根问祖成為一种文化认同的表达。从族谱中可以看出,追到歷史上的名人姓氏,这里面有一种攀龙附凤的心态——在编家谱中,成為名门望族的后代,以提高自己的身份。究其根源,既有歷史因素也有整个中国社会传统的等级观念。
实际上,用家谱寻宗的行為,也在这个现实层面上传达了中国社会缺乏个人的独立人格、个人在社会中不受尊重的资讯,这成為文化心理的深层动因。对待家谱,应该有个比较理性的态度和清醒的认识。

    家谱兴盛於明清

    晶报:歷史上从什麼时候开始编家谱?又是怎样形成这种风气的?

    刘志伟:民间的修谱行為,可以说是中国人基本的心理需要。编家谱兴起於明代,但当时官方并没有大肆提倡,到了清代非常鼎盛,成為一种普遍的风气。这要归因於明代的国家社会结构。从王朝统治的角度来讲,需要维持社会稳定,也就是需要建立一种新的国家秩序、社会机制。编家谱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家族稳定,构建社会秩序的一种创造。所以到了清代,每一家都编族谱就成為社会极其普通的事情。

    如今编家谱、族谱热,也混杂有功利和攀附的心态在里面。我记得,二十年前到珠璣巷的时候,并没有什麼人修谱和修建祠堂,那里的村民表示,要是与海外的同祖同宗联络上就好了。现在去珠璣巷,就会发现到处是祠堂和修族谱的人,有的是為了吸引投资这后来修的家谱就有明显的功利心了。

    抹掉歷史,同时製造歷史

    晶报:上海图书馆的资料还表明,《中国家谱总目》在梳理和抢救家谱文献方面是值得学术界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家谱对您实际的研究工作起了怎样的作用?

    刘志伟:我主要研究珠璣巷的歷史,珠璣巷的歷史也只能是追到明代。族谱的材料是很重要的,但我更关心和研究的是编这些族谱的人:是作為解决当时面对的什麼问题?他们為什麼会这麼写?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传统结构,在歷史场景下的文化资源,透过族谱可以理解当时的社会。

    从明代到清代,在当时的广东社会,谁有权佔有陆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於文化上的身份。而族谱就成為显示一个人文化身份的象徵和依据。一个家族有家谱,这说明是世代传承,有文化上的权利。

    刚才也说到,有族谱,编族谱,这表明是贵族、名门望族的后代。因為从中原来的人,有两种方式才能建立身份,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一是通过购买土地。在珠璣巷的“民”就是当地的土族,也就是贱民,在今天深圳靠近赤湾、南头,香港的屯门等珠江口的海湾地区,都是过去歷史上的本地土族,没有社会地位,為了脱离贱民的身份,要通过做族谱抹掉自己土族的歷史。临时编族谱是不可能的,村民可能从爷爷辈开始做族谱,而在当地做族谱成為一种社会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说,家谱在把自己歷史抹掉的同时也在製造某种歷史。

    就像我们每个人讲自己的过去,一定会有隐藏,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版本,也就是形成一种个人的歷史叙述,但基本的事实是符合的。往往是把过去发生的事情“抹掉”才会有歷史,这是一种选择的结果。


刘志伟 一九五五年生於广东韶关。毕业於中山大学歷史系,一九八三年留校任教至今。现為中山大学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歷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曾是香港科技大学、牛津大学中国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访问学者。出版著作包括《经营文化:中国社会单元的管理与运作》、《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户籍赋税制度研究》等。

 
链结数字《中国家谱总目》

    《中国家谱总目》定稿在一千万字左右,成书摞起来有半米高。

    汇总到上图的“家谱著录表”,共计七万六千七百八十一份。扣除其中约40%复本,全球存世的中国家谱种数在四万七千种以上。

    《中国家谱总目》共收录了六百四十三个姓氏,其中家谱著录条目超过二千条的姓氏有陈、张、王、刘、李,超过一千条的姓氏有黄、杨、吴、周、林、徐。

    《中国家谱总目》收录的姓氏,涵盖了《百家姓》中绝大部分姓氏,而且比收录四百三十八个姓氏《百家姓》还多二百零五个姓氏。其中,不乏许多稀有姓氏的家谱,如“把”姓、“是”姓等家谱。

    还有许多少数民族的家谱,如:黑龙江牡丹江梅和勒氏宗谱,辽寧潘阳铁氏族谱、脱氏宗谱,辽寧北票孛尔只斤氏宗谱,山东日照法氏宗谱等。就如这份已编纂好的目录片段:“黑龙江牡丹江梅和勒氏宗谱,一世祖方泰,祖居宁古塔西南延扎河畔,原属女真人那木达拉氏部落,明万历三十八年被清太祖努尔哈赤招附,有战功,赐姓梅和勒氏,其意為大力士。”

    依据《中国家谱总目》,在所有存世家谱中,现存最早的家谱,是宋内府写本《仙源类谱》,这是一份宋朝皇家赵氏的家谱,赵匡胤的名字便在其上,至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

    人口资料保存最完整、家族成员最多的是孔氏家谱。如一份一九三七年由孔德成等纂修的孔子家谱,足足有一百五十四册。

    《中国家谱总目》资料表明,上海是收藏中国家谱最多的地区,共一万八千种;其次是臺湾和北京地区,分别為一万零二百三十四种和八千一百零二种。家谱数量最多的是陈氏家谱,共二千七百五十二种;其次是王氏家谱,共二千三百一十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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